深耕非遗实践，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献智献策

发言嘉宾姚建萍，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文化遗产交流工作委员会副会长。1967年生于江苏苏州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（苏绣）代表性传承人，被誉为“苏绣皇后”，现任苏州高新区镇湖刺绣研究所艺术总监，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民间工艺美术大师”等殊荣。

她深耕苏绣近五十载，开创“融针绣”风格，获“韵光绣”国家发明专利，作品四次斩获“山花奖”金奖，多件陈列于人民大会堂、中南海，更被白金汉宫收藏。作为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，她持续为非遗发声，2024年提出的“非遗与旅游融合标准化”建议被纳入全国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建议，以实践推动文化遗产活化传承。

（图一，姚建萍刺绣作品《锦绣江南》）

第一呢，我认为自己确实非常荣幸，参加这么一个组织。因为这里有很多领导者、专家，有学术引领，还有一批一直在文化教育、文化传承方面深耕的领导和专家学者。在徐会长的带领下，大家团结一心，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付诸行动，非常难得。刚刚听了五年规划，特别感动，徐校长满怀热情、带着真挚情感做的这份规划，极其不容易。

我想分享自己这么多年在非遗领域的体会、经历和担忧，而这些担忧，其实都在这份规划里有所体现。非遗保护对国家意义重大，但随着时代变化，传承面临青黄不接、老龄化等诸多问题，制约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。我们从事非遗的传承、创新发展工作，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是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我是社会各界培养起来的，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在非遗传承人群中，既得益于社会培养，也靠自身努力掌握了相关技艺，还上升到了国家层面。作为全国人大代表，这些年我一直围绕非遗保护、传承、发展提提案，其中一份关于非遗按摩制定标准化的建议，从上万份提案中被梳理为10个典型案例，人民日报还专门为此召开了记者发布会。

我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才培养，比如建议将非遗纳入学科建设、开展学历教育。去年我还大胆提了一个提案，建议国家层面牵头，以中国刺绣为核心打造“国绣”品牌。中国刺绣是“针尖上的国粹”，也是极具价值的奢侈品牌，但在国际交流中，我们的品牌形象并未真正树立起来。我曾带着刺绣作品参加法国、英国等世界性博览会，明明是代表中国，却常被误认为是日本的，这让我们深刻意识到，打造国家层面的品牌至关重要。

现在有一些推广机构，拿了国家的经费却没真正做事，只是拍点视频应付，这是一种不良社会现象。非遗文化出海，必须有官方机构与民间力量、非遗艺术家联动的模式，更要有响亮的国家品牌。我曾创作过很多国礼作品，2015年，中国文联、中国作协的相关领导看到我的刺绣作品后深受感动，在《光明日报》头版发表了《国绣手姚建萍》一文。习近平总书记还曾将我绣的墨西哥总统肖像作为国礼赠送，总统后来还专门为我写了口述记录。

（图二，姚建萍副会长发言）

中国刺绣不仅有四大名绣，还有二十八绣种，更是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。我持续扶贫10年，深入大山手把手教村民刺绣，让这项技艺从家用转化为生产力，帮助他们实现共同富裕，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。刺绣既是文化产业，也是文化事业，覆盖全国31个省，我们在江苏苏州较早转型，走在了示范前列，真正实现了人文经济学的落地，既保护了生态，又照顾了一方百姓。

我没有实权也没有太多经费，但一直坚持在各种场合为非遗保护利用发声，每年都向国家层面提建议。目前非遗领域存在恶性竞争，比如旅游市场上有“100块买5个苏绣”的乱象，严重损害了苏绣作为艺术品的价值。这就需要制定标准化，明确手绣、工艺品、艺术品的界限，不欺骗消费者，也能吸引年轻人加入。同时，人才培养不能只靠师徒传承，还要探索学历教育与大师工作室结合的模式，之前我和苏大推进相关项目，可惜因为经费问题停掉了。

经费是核心问题，希望我们的组织能和企业联合起来争取资源。现在非遗相关的政策和管理都比较分散，各地的保护条例也不统一，建议成立联合执法队伍，打击乱象。苏州政府最近和中国民协、中国文联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，高新区政府也重视非遗这张文化名片，但受财力限制，很多工作难以推进。希望国家层面能出台源头性政策，我们这个全国性协会也想真正做事，推动非遗活化。我还建议国家层面牵头，整合资源打造一个系统平台，让非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，比如组织大家参与“一带一路”艺术交流。

只有明确了非遗作品的定位，才能让消费者信任，也能让年轻人愿意投身这个行业。现在非遗从业者老龄化严重，工坊里多是50岁、60岁的人，我们需要吸引90后等年轻人加入。不同地区的情况不一样，政策支持要精准，不能“一刀切”，要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手艺特点和品牌需求来推进工作。

虽然目前相关部门对我反映的这些问题还没有什么明确回应，但这些事情必须坚持做。打造品牌、文化出海，需要国家到地方联动。苏州政府和中国民协、文联的合作，高新区政府对非遗的重视，都是好的信号，但还是需要国家层面的政策和经费支持。